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衰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4.9%。中国今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这是中国自1992年开始公布季度GDP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经济尽快恢复常态已成为抗疫之外的首要目标，然而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明显下滑，由于国外疫情拐点未至，短期内出口也难以恢复，同时消费动力不足。于是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新增长点，其中“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下称“新基建”）被寄予厚望。

新基建对应过去以“铁公基”为代表的旧基建，始于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2019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今年以来，为推动经济尽快恢复，新基建被频繁提及。5月，《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数据中心，增加充电桩、换电站等设施，推广新能源汽车”。

媒体也试图从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解读新基建的的范围。但围绕新基建的争论仍在学者和资本市场从业者间持续升温。

其中，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是新基建旗帜鲜明的倡导者之一，他认为新基建是应对疫情和经济下行最简单有效的手段，并提出更为广泛的新基建，如扩大投资主体、引入民间资本；通过提升债务水平，在人口净流入地区推进“铁公基”的相关的大规模基建。新基建的反对者则认为，新基建量级不够，难以挑起稳定经济的大梁；其对于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可能挤占资源；并且新基建所涉及的高技术行业风险过高。

面对这些争论，本报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副院长、金融学教授朱宁。拥有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的朱宁，师从行为金融学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朱宁也是行为金融学在中国的先行者。

对于政治局会议中提出的5G、特高压等具有行业前瞻性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朱宁持支持态度。但同时他认为，如果新基建的目的是拉动经济，七大领域的投资体量并不足以推动经济。如果新基建包括旧基建，走回老路，过去数年为解决4万亿后遗症而做出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

朱宁从行为金融学的角度指出，新基建中已经包含大量旧基建，而即便新基建拥有十分清晰的界定，仍无法避免人们把旧基建惨杂其中，因为这是人们最为熟悉、知道能赚钱的领域。分辨真正值得投资的新基建，要靠市场的力量。

对于中国经济未来20年，朱宁指出，消费将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主要动力。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朱宁认为，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应该抛弃经济增速目标，民生——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才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标。

|访谈|

经济观察报：在理解新基建以及如何推进新基建的实践中，您有哪些观察和思考？

朱宁：政治局开会提出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准确的表达方式。我非常支持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5G、特高压、充电桩等具有行业前瞻和引领作用的投资和项目。

但之前有过测算，如果只是这几个领域，投资总额在3万亿元左右，即使算上所有相关产业最多5万亿元左右，而当时中国经济的总体量是100万亿元。

后来受疫情影响，经济出现负增长。新基建对于稳定和促进经济，在当时的作用是有限的。如果推动新基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刺激经济，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显然不足以在当时推动或者拉动中国经济走出衰退或者当时的负增长。

此外，更广泛的新基建有三个内生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在所谓的新基建中，其实包含了大量传统意义上以铁公基和房地产为代表的旧基建。这种旧基建在过去十年对中国经济造成的伤害，无论是债务、投资效率低下还是资产泡沫等问题都仍然很尖锐，我们的经济仍在消化这些问题的过程中。

第二，基建设施要对过去十年逐渐恶化的财富分配不平均负责任。在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真正获益的人相对较少，它并没有很好的滴流效应，没能够把财富带到不同的社会层级，这加剧了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

疫情袭来时，这个情况是更加让人担心的现象。不久前，李稻葵教授讲2020年可能是一场穷人危机，靠劳动力收入的人，一旦受疫情冲击，便可能没有了劳动收入。而靠财富收入的人，即使没有工作，疫情对他仍没有太大冲击。

如果疫情已经对资源较少的人口造成冲击，那么新基建可能不但不能够缓解和减少已经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均，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这种情况。

如果沿用旧基建的方法，首先财富分配本身不均；其次，财富分配很可能又会引发进一步地产泡沫，而这也是过去十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一个很重要的成因。

第三，激励机制，如果把所谓泛化或不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搞成新基建，就会导致出现“大而不倒”的情况——刚兑的信念会进一步强化。大家可能会觉得，一是国家政策，二是可能有一定的财政支持和配套，三是投资发生后可能会引发更多的投资。

这就与2018年试图去杠杆、防范金融风险、打破刚兑的整体改革方向背道而驰，可能会让努力很长时间的改革方向、化解风险和危机的尝试都付诸东流。

经济观察报：过去几年我们都在去杠杆，但现在几乎不再这么讲，这是否是国家政策层面上的转向？

朱宁：我的理解是，我们放弃了2018年相对机械和目标导向的去杠杆思路，但仍然会把宏观审慎监管，把稳健的货币政策当作政策的大方向。这不同于再重启一次大规模的财政或货币刺激政策，再进一步增加债务水平。虽然两个都不再进行去杠杆，但两个政策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

我个人的理解是，政策制定者对于债务的上升仍然非常担忧。但我觉得之所以不再去杠杆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金融市场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引发如股权质押、民营企业运营的挑战。

此外，我在《刚性泡沫》反复强调，杠杆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一定会对中长期经济增速形成压制或侵蚀，此外还有还贷压力和负向的现金流。从这点来讲，也是为能够更好平衡化解风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再讲去杠杆，并不是鼓励杠杆进一步增加，只不过我们不再以集中的目标去降低杠杆率，但仍然使用很多的政策目标，尽可能把杠杆率维持在现有水平。这就是为什么从2016年到2018年底，国家整体杠杆率成功维持在260%-270%的空间，而且有时候可能甚至出现小幅的降低。

但今年疫情出现后，我们的债务水平又明显增加，这既和经济放缓有关，也与财务压力、还息压力有关，它是不因为疫情的来袭、不因为经济的停摆而停摆。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准备。

经济观察报：在几个省市发布的“新型基础设施行动方案”中可以看到“吸引国内外投资者”“调动社会资本的积极性，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之类的表述，如果实际操作时确实能够调动民间资本参与新基建的积极性，能否有效规避旧基建带来的资产泡沫、债务水平上升、投资的灵活性等问题？

朱宁：我觉得其实不会有太大改观。

第一，我们的目标都很好，希望能够吸引民间资本。但相比2008年-2009年，现在政府财政的压力大多了，那时我们可以完全通过政府财政的刺激和拉动，不需要调动民间资本，就可以完成像铁公基这些领域的投资。现在已经没有这个资源，全国31个省市中只有5个省市财政有盈余，其他都是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

第二，调动民间资本初心很好，问题是民间资本会不会被调动。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三年经济下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民间投资热情的明显降低。

为什么民间资本平时连自己的企业都不投，会来投新基建项目？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投资项目预期收益率很高，所谓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家的憧憬非常的热烈。如果是这样，民间资本是高度逐利的，如果这是个好项目，很可能在没有这种号召之前，民间资本早就想介入了。

还有一种可能是民间资本本来并不看好这个项目，为什么现在看好？因为现在政府有政策，有政府的引导、政府的配套甚至是政府的兜底。如果出于这个原因，大家看上的并不是所谓新基建的投资方向，而是政府提供的刚性兑付和兜底的偿付，这和前几年很多产业引导基金和PPP的混改基金几乎是类似的。

结果将是政府拿自己的资金，希望能够吸引民间资本，后者把能赚的钱赚走了，剩下一地鸡毛留给国有资本管理。过去几年，所谓产业引导基金各地方也都有，最后成就了什么？这是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

政府的初衷非常好，但这两年，我反复强调政府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学经济的人都学过博弈论，只想着自己想做什么，没有想对方想做什么。民间资本想要的事情很简单——想要赚钱。这个钱不出在项目上，就是出在政府的补贴上，民间资本一定不会做不赚钱的事。

经济观察报：如何区分基础设施的新与旧？

朱宁：这可能是所有政策制定者包括经济学者，都在思考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两个现象。

第一，即使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给出了特别清晰准确的定义，在实施层面所涵盖的领域也会远超过这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领域。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大家都观察到的一个经验，无论什么新兴行业，最后很多都沦为房地产开发。

要考虑到即使不叫新基建，或者明确说不能包括老基建，但人们仍有非常强的冲动要包括老基建。原因也很简单，我是研究行为金融行为经济的，老基建是大家最熟悉，是大家认为最能赚钱的领域。

第二，我们必须看到，虽然市场不是万能的，但在配置资源资本的时候，市场还是要比计划更有效。回顾原来的战略新兴产业规划，2008年的刺激政策，我们会发现这种运动式的投资、运动式的新兴产业政策，往往带来严重的副作用，可能是投资过度或者投资错误的地区和领域，还有完全投错了赛道。

这两个现象表明，即使不刻意夹带私货，也已经有很多私货被夹带进去了。没有特别的明确说什么不能做，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已经被做了。所以我认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使白纸黑字说得清清楚楚，仍然会引发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且不说有人专门在定义上故意混淆，把它变成更大规模或更加复杂的概念。

具体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比较有效的区别方式，仍然是让资本市场自己去鉴别。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前两年有好几个城市要修地铁，有些城市被发改委直接否定了，理由是人口密度未达到一定水平，有些地方没有被否定，但发改委说要他们自己筹措资金，很多城市后来就没有修地铁。

资本会把风险、机会、潜在的成本都考虑进去。这时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引导，但如果给予太多，就会扭曲资本本应做的尽调、本应进行的资产配置和资源配置。我觉得无为而治可能太被动，但更多仍是让市场去配置资本的资源，让资本自己决定这些是不是今后有发展前途的领域。

经济观察报：您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讲“新民生”，出发点是短期的疫情应对还是中国经济更长期的政策导向？

朱宁：是更长期的。确实有一定短期应对疫情的考虑，从纾困和减负的角度，尤其是帮助弱势人群能够度过疫情冲击的艰难时期。

我之前的很多提法有几个前提假设：第一，消费一定会是今后十年二十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力。

第二，分解消费的影响因素。一是人口；二是财富，即可支配收入；三是消费的可能，即所谓的供给侧改革，要有想要买的东西；四是消费意愿，一个人之所有有意愿去消费，首先得有钱，但同样重要的是有信心消费，不但现在有钱，未来还会有钱，或者现在没钱，但认为以后会有钱，或者现在虽然没钱，但并不觉得以后会需要钱。

我曾在早稻田大学访问过一个月，发现日本的教授钱挣得不多，但基本上都是月光族。他觉得养老、医疗、小孩教育，国家都已经负责了，攒钱也没用，这样其实在边际上可以刺激消费。

而且，消费在短期对于中国经济的复苏和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毫无疑问。即使今天消费有所下跌，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仍超过50%，说明它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驱动力。但这次疫情也暴露出一些基础的严重缺失，如医疗设施、网课教育、弱势群体的失业保险、失业的再教育等。

过去十年，我一直在与林毅夫教授争论。他认为我们的债务都是好债务，因为这些债务修了路，欧洲的债务都拿去发养老金，吃光花净了。

但换个角度讲，这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经济增长，是用GDP增长速度还是用居民的满足感或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来评价。就像中国游客去日本、欧洲，觉得他们的日子像天堂，虽然经济增长不快；但欧洲很多国家的居民未必那么羡慕中国高速GDP的增长。

所以更根本的是经济增长究竟为了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我鼓励新民生，哪怕钱真的让老百姓(98.350, -0.74, -0.75%)吃了花了，让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这难道不是经济增长的目标？老百姓日子过好了，谁在乎增长目标是6%还是5%。

中国已经是一个中高收入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放缓。我们应该反思经济增长速度是为了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不是为了让中国有朝一日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有朝一日，中国一定会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早一年和晚一年有那么大区别吗？

经济观察报：既然中国已经是中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增长、可持续增长意味着什么？

朱宁：现在之所以反复强调高质量与可持续有两个原因：一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高速已经不再是一个选择。如果仍执着追求高速，反而会伤及增长的质量和增长的可持续性。

在一定阶段，速度和质量可能是紧密结合的，但超越这个阶段后，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没有不放缓的例外。如果我们还要人为地追求很高的增长速度，一定意味着在经济里面要进行更多的扭曲。

二是大量90后00后，其实是生活在相对富足的时代，他们对于物质的追求比父辈们弱了很多。我们的社会也将变成更加多元化、公平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工作意愿的变化、收入水平绝对值的变化，其实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高质量增长的基础，这些基础可能在20年前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我个人一直在宣传，可能到了“十四五”规划就应该完全放弃经济增长目标。今年两会召开之前我就在说，今年就不应该设经济增长目标，而且我说，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可能从“十四五”规划开始，我们就不再设全国经济增长目标。

我觉得只有放弃一部分速度，或者只有放弃对速度的执念，才有可能调整经济结构，才有可能化解金融风险，才有可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和可持续性。现在速度已经和质量形成了一定的矛盾，关键在于我们现在想要获得哪一个目标。